電視劇《太平年》海報

　　歷史題材電視劇《太平年》以五代吳越國主錢弘俶“納土歸宋”的破圈歷史事件為敘事核心，從立體人物塑造、看歷復調(diào)敘事建構、史題吳越文化書寫三個維度實現(xiàn)創(chuàng)作突破，材劇錨定以“民生本位”為核心的太平歷史敘事價值坐標，為歷史題材劇的破圈開拓創(chuàng)新提供了兼具歷史厚度與當代價值的新路徑。

　　人物塑造：刻畫立體豐滿的看歷政治人物群像

　　歷史題材作品往往容易落入“忠與奸”“正與邪”二元對立的敘事套路，人物塑造趨于臉譜化。史題比如趙匡胤常被看作是材劇權謀贏家、腹黑君主，太平錢弘俶多被貼上“軟弱退讓”的破圈標簽，其“納土歸宋”的看歷政治智慧，常被一筆帶過。史題《太平年》刻畫的材劇是多元立體的政治家群像，他們身處五代亂世，太平每一步抉擇都深深烙刻著時代印記。這群身處權力漩渦的政治人物，或在個人榮辱與蒼生福祉間權衡;或在波譎云詭的朝堂博弈中審時度勢;亦有人處在政治抱負與人性掙扎的夾縫里;更有英雄豪杰出師未捷身先死，徒留壯志未酬的遺憾。而如錢弘俶這般的決策者，終以“納土歸宋”的抉擇鑄就千秋功業(yè)，彪炳史冊，為亂世鋪就了一抹和平的底色。

　　《太平年》以一幅五代十國至宋初的政治人物畫卷，為歷史人物的影視化表現(xiàn)提供了新的創(chuàng)作思路。趙匡胤“杯酒釋兵權”并非單純的權謀算計，而是包含著兼顧鞏固皇權與終結(jié)五代戰(zhàn)亂的考量。劇中謀臣司馬浦以死相諫的震撼情節(jié)讓人印象深刻，激烈的君臣對辯像是趙匡胤深藏心底的自我叩問，藝術地表達了趙匡胤內(nèi)心“太平理想”與“現(xiàn)實權欲”的自我博弈。趙匡胤與司馬浦朝堂對決這一神來之筆，將以和平收權代替殺伐清洗的價值注入歷史敘事，堪稱“史實為骨、藝術為肉、價值為魂”的成功創(chuàng)作實踐。

　　在《太平年》的亂世圖景里，無論是稱帝稱王的劉知遠、郭威、郭榮、錢弘佐，還是權傾朝野的趙弘殷、馮道、胡進思、水丘昭券，都是鮮活立體的存在。無論身份立場、陣營歸屬，他們每個人都有著自洽的行為邏輯與價值支點，既有令人共情的高光時刻，也有讓人讀懂的掙扎與無奈。

　　從歷史深處走來的這些亂世政治人物，兼具歷史本真與藝術張力，引發(fā)人們對那段風云歲月的深切審視與無限感慨?！短侥辍方栌慑X弘俶、趙匡胤等亂世人物的抉擇與博弈，凸顯了他們以民生為核心的政治理念，當五代武力殺伐、爭奪權力成為常態(tài)，唯有超越暴力方能逆轉(zhuǎn)歷史軌跡。錢弘俶和趙匡胤便是具有這種政治覺悟的杰出人物，錢弘俶以蒼生為念的抉擇、趙匡胤以統(tǒng)一為志的遠見，在那個兵戈擾攘的亂世，共同撕開了一道通向和平的裂縫，透出的一縷光明，不僅終結(jié)了分裂的亂局，更穿越千年時光，照耀著后世人對家國安寧與天下太平的向往。

　　敘事建構：復調(diào)敘事下的雙重視角格局

　　《太平年》的敘事突破在于跳出單一視角，賦予歷史事件以多維的深度解讀和藝術表現(xiàn)。作品以全景式的歷史觀照，從全新維度補充與豐富吳越“納土歸宋”這一歷史事件，讓這段關乎家國一統(tǒng)的往事，在多重視角的交織中彰顯出獨特的內(nèi)涵與價值。

　　其一，該劇打破單一征服者敘事的桎梏，構建多元對話與交流。以往同類題材多以宋廷為絕對敘事中心，將吳越歸附塑造成趙匡胤宏圖大略的附屬注腳。本劇跳出宋廷單方面主導統(tǒng)一的敘事窠臼，將錢弘俶所代表的吳越國納入敘事主體，補足被統(tǒng)一方主動抉擇的視角。劇集清晰點明吳越國“尊奉中原、順應大勢”的堅定立場，宋與吳越促成一統(tǒng)，是基于“保境安民、以民為本”的共同價值取向。這一設定讓作品跳出了非黑即白的歷史敘事方式，兼具歷史的復雜性與人文溫度。

　　其二，該劇跳出“帝王將相”的權力敘事框架，搭建官方、民間的雙向凝視，打破統(tǒng)治者書寫歷史的單一視角。劇中將百姓的民間立場與個體訴求從歷史邊緣拉至臺前，以雙線敘事形成互文：朝堂之上，君臣圍繞統(tǒng)一方略展開政治博弈;市井之中，百姓躲避戰(zhàn)亂、經(jīng)營謀生的日常，展現(xiàn)出底層民眾對和平的深切渴望。錢弘俶親見戰(zhàn)亂下軍民疾苦，打破統(tǒng)治者治理盲區(qū)，其“愿以疆土換民生”的抉擇，正是源于他對百姓生存困境的體察;而民間對安穩(wěn)生活的訴求，也反向奠定了“納土歸宋”的民心基礎。這種官與民的視角互視，既體現(xiàn)了“官”的決策對“民”生計的影響，也展現(xiàn)了“民”的訴求對“官”選擇的作用，完成了歷史敘事的主體性擴容。而錢弘俶的民間體察與百姓的太平訴求形成的雙向校準，讓“納土歸宋”成為君臣與蒼生的共同選擇。

　　這種多元對話與雙向凝視，不僅跳出了傳統(tǒng)歷史劇的敘事壁壘，更打通了歷史與當下的價值共振通道，五代時期“以民為本”的治政理念與當代的價值追求形成同頻呼應，遙遠的歷史以可觸摸的人文情懷溫暖和感動人們。

　　文化書寫：賦予吳越文化以歷史主體性

　　吳越文化的內(nèi)核，為這段歷史敘事提供了深層的驅(qū)動力?！短侥辍凡⒎菍窃轿幕鳛楸尘包c綴，而是將其作為獨立的歷史主體進行書寫。

　　吳越文脈精神內(nèi)核的深度挖掘，讓“民生本位”的價值取向擁有了獨特的地域文化根基。在敘事邏輯、人物形象刻畫背后是吳越地域文化精神的深度支撐，是地域文脈與歷史抉擇的雙向賦能。傳統(tǒng)歷史劇的地域敘事，往往將邊疆或割據(jù)政權的地域文化簡化為中原文化的附屬或點綴，忽視了地方文脈在歷史進程中發(fā)揮的影響。在正史記載中，吳越之地常被冠以“偏安一隅”的標簽，其文化特質(zhì)多被壓縮為“富庶”的經(jīng)濟符號，而吳越文化中“崇文重商、兼容并蓄、以民為本”的精神內(nèi)核，長期處于被遮蔽的狀態(tài)。《太平年》對吳越文脈做了主體性表達，將地域文化特質(zhì)與歷史抉擇深度綁定，讓文化基因成為推動“納土歸宋”和平統(tǒng)一的內(nèi)在邏輯。劇集在飲食、工藝、民俗等文化符號的具象化呈現(xiàn)中，勾勒出吳越文化“溫潤守拙”的處世哲學和精神肌理、“重商輕戰(zhàn)、以利富民”的民生底色、吳越君臣“保境安民”的政治理念、吳越百姓“重商興業(yè)、安居樂業(yè)”的生活追求，這些內(nèi)容深度參與到人物決策與歷史走向的構建之中。

　　綜上，《太平年》以人物塑造的破壁、敘事視角的突圍與吳越文脈的深挖，錨定“民生本位”的核心價值，跳出了傳統(tǒng)歷史劇的創(chuàng)作窠臼，為同類題材的創(chuàng)新提供了可行的路徑，讓觀眾在古今共鳴中讀懂天下太平的深層意義。

　　(作者：劉淑欣)